二零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爆出了一段视频，画面里申思在集训期间，对着一名未满十三岁的球员动了粗。影像很快就在媒体圈发酵，各种细节接连曝光，核心焦点在于申思明明处于禁赛状态，却怎么又混进了青训队伍。当年申思受罚的具体缘由被重新梳理了一遍，那个沉寂了十五六年的“南主席”之名，也再次被翻了出来。
到了社交媒体上，这起事件的讨论热度简直跟阿根廷跟西班牙那场决赛有得一拼，支持阿根廷球迷的声音最响亮，支持申思的网友数量也最多。有人跟媒体透露，幸运星俱乐部是江浙沪地区青训质量顶尖的存在，很多孩子送进这里，成年后能成为职业球员，这恰恰体现了申思的人脉深厚；申思培养出的球员现身说法，表示训练虽然严，那是老传统，申思对球员其实挺好，甚至曾送过鞋。
更多人则是用“谁小时候没挨过打”，“哪个球员训练时没挨过骂”来回应。这些评论无视了事实，事实就是申思动手了，而且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殴打。
一九四九年七月，全国总工会就下文禁止“师傅殴打徒弟”；《劳动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对于此事的是非对错写得明明白白。申思打小球员，不管是瞬间的冲动还是内心的积郁，本质上都是利用人身依附关系和利益捆绑，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尊严和权利。这才是申思殴打小球员的核心所在。
老实人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最近申思心里的积郁应该不轻。
二零二六年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年比申思年纪还小的国家队、俱乐部队友，如今都在当嘉宾解说，其中有些人转行做了职业教练，都在好好吃足球这碗饭，不仅曝光率高，还常被当作偶像捧着。
看看自己，哪怕投身青训，身份也必须躲在幕后。申思本是上海足球的标志性人物，再加上这个姓氏，本该和上海足球融为一体，只差一念之错，就被终身禁足。更何况当年的事情，南勇用权力压人，根本没人敢反抗。南勇找上申思，看中的就是他不敢反抗、又比较听话，这与外界的说法一致。相信当年南勇列过一张名单，今天活跃在解说和娱乐界的退役球员里，有的人名字被写上又划掉，原因就是不听话、嘴不严。
只有申思，听话、本分、嘴严。这种性格投射到这次事件里，倒也不意外。
但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有人扛住了压力，做了正确的选择。孙葆洁老师也在世界杯解说席上，当年孙老师受到过各种压力、收买和威胁，甚至有人专门去黑他，但他扛住了，现在他享受的荣誉和尊重，和当年的选择是成正比的。
至于有人故意说，“我只打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还不打呢”，用这种观点模糊事实，把申思的打人行为包装成敬业，纯属胡扯。
打人就是打人，打人不是敬业，不是责任心，不是纠正动作，也不是因为球员不听话——实际上受害者根本不敢动弹。打人是因为在人身依附关系和庞大关系网下，打人者拥有了类似主人的权威。
所有殴打学徒和学生的人，都觉得自己在经济利益和人脉上卡住了对方，不打是因为不敢。敢打，是因为能拿捏住对方。
申思身上有不少值得被原谅的地方，比如他为青训投入巨大，又比如他这些年挂顾问或股东，青训成绩都不错，再比如当年因为胆小老实被南勇摆布，他在假球案里主观过错不多。
但就事论事，这都不是他打人的理由，也不是打人后能被原谅的理由。殴打弱小者的理由只有一种：你认为弱小者就是你的鱼肉。
挨打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能打人。
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球员都是打出来的”。
这种打人不合法却合理的言论，大概分三种调门。一种是管理论，“中国球员全是打出来的，不打踢不出来”，意思是青春期孩子很难服从教练，教练得立威，让孩子养成听教练话的习惯。那就要打，打完才听话好管理。
另一种是意志力论，“被教练打是意志考验，谁小时候体校没被皮带头抽过，只有肉体折磨才能练出意志力”。还有人把这当成传承精神，“不信去问，哪个球员不是打出来的”。他们甚至科普，当年的皮带是卡扣结构的，皮带头是金属的，有时候重过一百克，砸在人身上一砸一个包，砸到头轻则肿块，重则骨裂。
第三种是打即是爱论，“恨铁不成钢，打是亲骂是爱”。这种言论的代表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才会动手打。”
先不谈法律，先谈谈打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需求。
通过殴打别人来制造心理威权，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首先告诉你，我对你的人身拥有绝对控制权。很多受害者因此患上心理疾病，甚至精神失常。只不过受害者声音发不出来，即便发声也难找证据，还会被嘲笑。
所有把“打是亲骂是爱”、“意志力是被打出来的”、“中国球员是被打出来的”挂在嘴边的人，是打骂体制里的幸存者和受益者。他们没得精神病，很简单，他们不仅是幸存者和受益者，还是传承者，通过转嫁自己受过的痛苦给别人，获得快感。
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痛苦当作幸福享受时，是因为他知道这份痛苦以后能为他带来利益，还能带给别人痛苦。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以前做媳妇时战战兢兢，动不动挨打，现在轮到做婆婆，先享受一下婆婆的权力再说。
长老统治下的孩童
得说明一下，这种“婆婆理论”在今天家庭伦理里已经不存在了，那是农业时代女性没工作、没收入时的恶性循环，如今早已绝迹，但这种理论依然存在。
就拿明朝科举来说，《明史》和吴晗先生的《明朝三百年》都有记载。
明朝科举反人性，“考生要一动不动站着等点名，不论春夏秋冬，冷了不敢跺脚缩手，热了连水都不能喝，更不能说话。想喝水，名字上会被打红勾，考官觉得不尊重他，会降分。没有大小便自由，被虚报账目买来的竹凳是连体的，质量极差，一人扭动，左右两侧一排人都觉得屁股在动。”插一句，大家知道今天的高考生有多幸福了吧。
一旦考上举人，报信差人拿短棍到举人家里，把大厅窗户打烂，叫“改换门庭”。同姓地主来拜亲戚，有人拜到门下，送上千两银子，自称门生，举人家中可免两个成年男丁的役，这是极大的福利。明朝有人愿意拜到官僚世家为奴，就是因为受不了过重役，中了举人，享受更多特权。
即使中不了举人，只是普通秀才，也有特权，见县官不跪，县令不能用刑，还能包揽诉讼，利用漏洞挣钱。比如与某地主结亲戚，这样地主也不用交粮服役，这种挂靠背后，是地主每年向秀才提供至少三百两银子。
这就是明朝科举中童生或秀才如此卑微的原因，那是为了考上的特权。费正清先生在《乡村中国》提到“长老统治”，在乡村生活中，县令被称为“为人父母”，管理叫教化，一个小孩一小时内受大人干涉，比成人一年受的指责还多。
从这里，我们能看懂管理论、意志论和打即是爱理论的来由。
禁足令下的监管缝隙
申思事件最诡异的地方在于，明明足协发了禁足令，申思为什么还能搞青训？虽然爆出他是顾问，但这家初创于二零零六年的公司，申思是股东，还是大股东。
答案是一九九六年申思没收到禁令，当然可以注册。那么二零一六年后足协发的禁足令，市场监管局为什么还让他以大股东身份存在？
原因很简单，市场监管局的注册黑名单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一般为未满八岁或不能辨认行为的成年人；贪污等罪名入刑的未满五年刑满释放人员；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未满年限人员；债务问题失信人；通缉犯。”
有人觉得有了足协禁足令，市监局一定不会让申思注册。错了，就算申思二零一七年出狱后新注册公司，市监局也会同意。首先足协禁足令不在市监局黑名单上，其次申思不属于“贪污及破坏金融市场罪名入刑”，所以他可以自由注册。
那上海足协对青训俱乐部有审核权，能不能强行中止申思的股东权？
当然不能，这种侵犯他人财产的权力，上海足协没有。上海足协能审查的是教练资质、场地安全规范、是否有体罚球员行为。
好了，现在要谈最根本的问题。
申思以顾问身份参与俱乐部和球队管理训练，现在可以，将来也可以。但体罚事件出来后，他就很难在任何队伍里以顾问身份带队了。现在约束他最强的不是禁足令，是体罚球员坐实了。
禁足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理论上很难阻止申思以顾问身份参与管理，但以目前状况，申思只要参与任何足球项目，成功的可能性都不高，即使不用禁足令，也会有其他办法。
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件事最吊诡之处，就在上面那一段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