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之前，雕版印刷技术尚未成熟，我国书籍都是依靠笔墨手抄写成。这些书籍被称为“写本书”。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写道：“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从图书生成与传播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先秦至唐末这段时期称作“写本时代”——创作一部书籍若想复制多个版本广为流传，只能通过抄写来实现。《旧唐书》是五代后晋官方修撰的史书，其中《经籍志》作为一部图书目录，记录了先秦至唐代的诸多典籍，该文献在篇末提及开元年间，四部库房收藏的书籍共计125960卷，全部采用益州麻纸抄录而成；保存在集贤殿的御书，设置的是钿白牙轴，史书藏于钿青牙轴，子部书籍则雕饰紫檀轴，集部典籍配绿牙轴——以此区分不同类别。这些书籍均为纸质行楷的“写本书”。
如此庞大的书籍数量，由谁来抄写？答案是书佣，即社会底层能识字但家境贫寒的人，他们受雇于官府、私人、寺观、书商等机构从事抄书工作，以此获得报酬。由于抄书需求量大，许多人每日受雇抄书，逐步形成了“佣书业”。这种以手抄方式从事书籍生产与复制的行业，始于汉代，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于五代之际衰落。
理论上而言，自从图书出现之后，传抄者便随之产生，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离骚》《史记》等经典，都依靠手抄传播开来。西汉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这里的“写书”即为政府雇佣人员抄书，以换取劳动报酬；到了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将上万的政府藏书整理完毕后，又雇佣了人员进行缮写，这些负责缮写的人便是佣书者。
关于佣书业，《后汉书·班超传》中有明确描述：“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曰：‘大丈夫无它智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左右”指班超一同为官佣书的人，“投笔从戎”的典故就源于此。这是正史中首次记载佣书活动。东汉时期侯瑾的《皇德传》又提到：盖晋，敦煌人士，“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为官书”即指为官府抄书。
到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期间，佣书业达到空前繁荣。据《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所述：阚泽，会稽山阴人，世代务农，但热爱读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盖晋属于“为官佣书”，由官府出资，雇佣人员抄写；而阚泽“为人佣书”，则由私人支付酬劳，雇佣人员抄书。由此可见，此时佣书业已不再局限于官府范围，而是扩展至整个社会。从“写本书”的面世到“佣书业”的兴盛，是图书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陈德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