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作家艾伟的心血之作——长篇小说《春歌》。新书发布会在北京观中·帝君殿举行，围绕“人间有春歌：植根文化传统的当代书写”这一主题展开。活动邀请了邱华栋、潘凯雄、李洱、徐则臣担任分享嘉宾。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出席并致辞。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担任主持。
臧永清，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
艾伟作为“60后”作家的杰出代表，始终以洞察人性深度著称。《春歌》不仅是其风格突破的力作，更凝聚了他半生的文学思索。《春歌》共四十万字，以杭州为背景，以昆曲为灵魂，从一场法庭上的梨园旧案切入，全景式展现中国四十余年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司法理念演进、经济体制改革、民营经济腾飞、海关对外贸易等时代特征，在此交融汇聚，深刻描绘了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沉浮与情感纠葛。戏台上水袖翩跹、曲调悠扬；法庭中案情迷离、人心叵测。二者交相辉映，构成了《春歌》深厚隽永的艺术韵味。
新书发布现场盛况。
《春歌》作者艾伟。
描绘江南的独特韵味
《春歌》是一部浸润着东方美学与时代精神的小说。它深深植根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社会脉络，以杭州为核心、浙江为版图，生动展现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力量的蓬勃崛起：从法治建设的精益求精，到民营经济茁壮成长，再到宁波口岸的开放热潮，如南方草木般生机盎然，尽显改革开放最鲜活的生命力。
邱华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评价道：“这部小说是我们这些写了三四十年的作家都深感钦佩的作品，也是当代文学中难得蕴含中国文化底蕴、中国符号特色、中国故事韧性的佳作。特别是江南文化的气息、杭州的城市风貌，在这部小说里化作氤氲的烟霞。”《春歌》描绘杭州之美、江南之美，展现昆曲之美、情义之美。西湖烟波、运河桨声、钱塘潮涌、昆曲戏台，交织出小说清雅悠长的气息；塘栖古镇的小桥流水、运河码头的晨昏烟火，更勾勒出江南独有的一派闲适与温情。徐尹春与范文卿两小无猜、情愫暗生，这份爱恋在邻里守望、点滴相处中悄然生长，如“往昔岁月从容”般细腻绵长，在茶饭光阴、街桥之间沉淀为刻骨铭心，成为全书最动人的情感主线。而街巷的晨昏更替、市井的烟火气息，又使这部作品始终保有丰实的现实质感。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雅致鲜活、传统现代交融的独特韵味，这正是杭州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徐则臣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评价说：“杭州确实缺少一部能像《长恨歌》代表上海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春歌》把杭州这座城市的繁华，把它那种潮湿、有弹性、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孤寂与苍凉的东西，都呈现了出来，它跟这个城市是完美契合的。”
《春歌》的深层寓意
《春歌》的核心并非案件本身，而是“情”。小说围绕一场梨园旧案展开，却并不拘泥于案情。随着叙事层层深入，三代人的命运起伏、六户家庭的悲欢离合逐渐清晰。昆剧名伶徐尹春与陈一朵、法官宋芝桓、医生范文卿、富二代黎彼得……每一个人物，都被置于命运交织的情感漩涡之中。他们或因深情而毁灭，或因深情而获得宽恕；有人困于过往，有人终其一生追寻心灵归宿。艾伟不刻意渲染情感的激烈，而是在平实克制的叙述中，勾勒出中国人骨子里极致深沉、生死不渝的古典情意：从“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决绝，到《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痴狂，这种深植于文化基因的情感信仰，在《春歌》中以东方的绵长与坚韧获得全新演绎。
小说与《白蛇传》《牡丹亭》等中国古典情感叙事形成深刻共鸣。徐尹春似现世白素贞，既有柔情似水、坚韧不拔，也有传统戏曲人物对“情”的极致坚守；陈一朵如小青，率真侠气为挚友挺身而出；法理约束与世俗观念，恰似横亘人心的雷峰塔。而整部小说所展现的，正是千百年来“情重于命”的文化气质。同时，艾伟并未停留在戏曲元素的借鉴上，而是以昆曲所承载的东方抒情传统，重新构建叙事节奏、气韵与情感脉络，使《春歌》呈现出兼具古典意趣与当代经验的独特美学风貌。对此，邱华栋评价道：“小说具有中国气派和江南文化精神，其间贯穿了《白蛇传》的传说作为小说的内在骨架，更作出一种精神上的呼应：中国人对‘一往情深’的理解，如何在当代人际关系中延续与演变。”《雷峰塔》的传说仍在传唱，唯情之一字至纯至真。如此，小说中忠于情感的人们也将化为今日的传说。
李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
李洱评价道：“艾伟对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的描绘，在我看来如此精准、如此细腻，这是卓越的小说家才有的功力。”
《春歌》的艺术成就
艾伟深谙“江南营造”之道，《春歌》采用五重视角交错叙事，摒弃全知叙事的简单裁断。真相在不同记忆与立场碰撞中逐渐清晰，这种讲述方式既增强悬疑张力，也最大限度还原人性之复杂。潘凯雄认为，《春歌》每一章都有精巧的小结构，五章整合又构成宏大结构，小结构与大结构共同给读者带来极佳的审美体验。有些小说看似结构精妙，却过于晦涩，而这部作品读者完全能够理解，并能察觉到作者对结构的用心。李洱评价“艾伟的小说堪称小说的建筑艺术，他本人是小说的建筑大师”。看完作品他表示：“小说确实展现了真正的建筑美，这五部分互相参差、互相支撑，搭建成一个精美绝伦的园林。小说五部分之间类似中国的顶针结构，讲完一个人物的故事后，再从相关人物身上抽取另一个人继续讲述。同时，这也相当于五个约七万字左右的篇章共同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穹隆式建筑，确实令人赞叹。”徐则臣则称《春歌》“是榫卯的结构，一个接一个，相互补充，看起来又浑然天成”。
潘凯雄，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
刑事法官宋芝桓贯穿全书。他长期以专业审慎的态度处理证据链，却在经验、成见与情绪的影响下，未能看见真相被遮蔽的角落，最终酿成难以弥补的误判，法条严谨也难掩人心的盲区。然而，小说于法理书写之中，更注入一层深沉的忏悔意识与精神反思。这种反思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罪与罚”，而是东方式的自我反思、良知觉醒与天理敬畏。
艾伟并未将法庭写成简单裁决是非之地，而是将其化为反映人性与命运的镜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认知盲区与心灵局限，正因心怀敬畏，才会在错误之后反躬自省；正因承认局限，才会在错判之后辞去公职，成为一名公益律师。这种忏悔，是对真相的谦卑，对良知的坚守，对命运的敬畏，更是对“天理人心”这一至高正义的永恒求索。它让法理不再止于冰冷的逻辑与证据，而获得了叩问灵魂、照亮人性的精神力量。邱华栋盛赞：“《春歌》是艾伟最具深度、广度与思辨锋芒的杰作，也是他最‘目中有人’的一部佳作。艾伟完成的，正是从‘勘探人性’到‘与人性共处’的精神升华。因而，《春歌》让我们惊喜，它展现了当代中国小说的新高度与新可能。”
李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艾伟的语言达到非常精湛的境界，这种精湛显然源于他丰厚的内心世界。艾伟以数十载笔力，将戏曲美学、江南散文、世情小说、悬疑叙事自然融合，形成清雅温润又庄重严谨的独特文风，浑然自成一格。
李洱点评道：“艾伟的小说可以看作是小说的建筑艺术，他本人是小说的建筑大师。看完作品他表示：‘小说确实呈现出真正的建筑美，这五部分互相参差、互相堆叠，堆建成一个非常精致的园林。小说五部分之间类似中国的顶针结构，讲完这个人的故事之后，再从跟这个人物相关的故事中抽取出另一个人继续讲述。同时，也相当于五个约七万字左右的篇幅搭建了非常完美的穹顶式建筑，确实让人非常感慨。’徐则臣则称：‘《春歌》是榫卯的结构，一个搭一个，相互补充，看起来又浑然一体。’”
《春歌》的时空视野
《春歌》在时空结构上拥有宏大叙事视野，突破地域与时间的双重界限。小说以江南水乡为根基，又将叙事延伸至南美大陆，让烟雨杭州的温婉灵秀与里约热内卢的热带风情形成悠远对照与隐秘呼应：故土是悬案与执念的起点，迷幻异域则成为命运延展的旷野。潘凯雄评价道：“小说拥有巨大的历史跨度、广阔的空间，三四十万字的作品容纳了如此丰富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个作家的本事，也是作家多年对生活的观察和积累的结晶。”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南宋慧开禅师的诗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构成了《春歌》的内在意蕴。历经爱恨生死与命运沉浮后，人终究仍需回归生活本身，唯有破执与释然，方能获得心灵安宁。徐则臣评价《春歌》的书名特别恰当，艾伟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一种特别洒脱的平常心。小说一改艾伟以往的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历史感，而呈现出生命意识与现实感，将感性与理性融合得非常好。
《春歌》的结局
历经一场漫长的人生审判后，宋芝桓终于看见法理与真相的尽头，那里有人心深处那些曾被偏见与执念遮蔽的部分。他放下法槌，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尘世纷纭，也回归对“情”的全新理解。昔日端坐法庭的审判者，最终成为重新诠释《白蛇传》的人。小说最点睛之笔，在于结尾宋芝桓以编剧身份，从法海角度全新演绎《白蛇传》。“原非我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人妖纠缠致天谴。看啼啼哭哭慈心岂恝然，究竟是你须得回向忏悔，还是我落下因果前愆。”艾伟突破传说框架，让舞台戏文与现实人生完美互文，戏与命、情与理、古典与此刻彻底贯通，收束精妙、余韵悠长。